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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考 / 备战艺汤 / 导演编导

《喜宴》影片分析

  《喜宴》,一个热热闹闹的名字,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,中间还伴随着一套似乎很和谐很管用的中国式的处世哲学。但是这么一部电影,却看得我从里到外的透心凉。

  看起来,这似乎是一组简单、直接而又不可调和的矛盾:儿子是留美白领,父母是传统老人;儿子是gay,父母盼着抱孙子。同性恋,无论在传宗接代的意义上还是这种感情模式本身,都不可能见容于中国传统文化。而中国威力强大的家庭伦理,深入无意识的文化-心理因素,以及对父母那份浓浓的亲情,都成为了儿子的羁绊,他不能摆脱责任,更不能斩断亲情。按照老外的处理方式,这或许可以作为黑格尔式的悲剧——个人自由与亲情责任的冲突,最后至少牺牲掉一方,冲突和解,对立统一,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合题,至于倒霉的那个,也就是悲剧之所以为悲剧的意蕴所在。但是中国的方式不喜欢搞的这么惨烈,大家各退一步,海阔天空:父母包容儿子的性取向,儿子媳妇离婚但留下孩子确保血脉流传。

  然而,这真的高明么?

  先从“喜宴”说起。

  这是一场典型的中国式的宴会,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喜庆气氛和娱乐手段,也许今天的婚宴未必都是如此,但我并不认为导演有所夸张,更毫不怀疑类似、甚至更过分的场面今天依然在上演。只是,当导演像一个形式主义者般“让石头成为石头”,当他使这熟悉的生活与我们拉开距离、而又完整地呈现出来,我们才会发现:这是一场何等糟糕的宴会,疯狂,混乱,龌龊,荒诞……连导演李安也忍不住安排一个桥段亲自发表议论:

  一外国客人不解地说:“我原以为中国人都是内向的数学天才。”

  一中国客人(李安客串)说:“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(sexual-repression)的结果。”

  一语中的。

  性,在中国一直处于尴尬的分裂的两个极端。一方面它作为实际行为被视为肮脏的、丑恶的,因而是避讳的,难以启齿的;另一方面,它在形式上却是无比的光明正大冠冕堂皇,以至于“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”,以至于我们理直气壮地三千佳丽妻妾成群。而横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正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儒家伦理。

  本文无意深究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,不多论证,血缘亲情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着奠基性意义。需要注意的是,从这个起点出发如何分裂出两种对待“性”的极端态度。血缘的根本意义绝对不在于兄弟姐妹团结友爱,而在血脉延续、家族繁衍,还是性的作用和意义所在。但仅止步于生物性层面,作为一套伦理体系的地基格调不高说服力也不够,于是由血缘而自然生发的亲情成了更为重要的理论支柱。在这种温情脉脉的情感基础上,又建立起礼法、政治……如此这般。在礼仪的楼阁之上,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伟大使命,鄙俗原始的“性”才被理解为一项光辉的事业——作为手段,经由它目的的高尚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。又为了与这种高尚相统一,具体的行为、过程的意义则被遮蔽,性成为了一个虚无的概念,一个抽象的空壳。然而,无论怎样拔高、抽象一种形式上的意义,性本身是不能被省略的。天子种地仪式可以自欺欺人地祈求丰收,但谁也不能不做爱就生出孩子。背谬就出现了:性作为繁衍种族的必要手段,是文化的一块基石,但是性活动本身却又与这一文化中的道德准则相冲突。(我们的文化多么有趣!)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分裂:作为工具的性在礼教的粉饰和抽象中被抬高,而房中之术、床帏秘事则要压抑和避讳;性活动本身成了对目的有害的副作用,两个人的愉悦成了为一个没来的人而辛苦。更可怕的是,当这套伦理不能再靠一个假设的情感来维系,就意味着从本我到超我的阶梯全部被抽空,礼教成为一个僵化的空中楼阁,从自然情感出发的体系反而与自然情感对立。这时,如果你再想追溯仁义礼智的根基,或许竟然直接跌落到本我的世界——没有温情和人性,完全是赤裸裸的动物性。

  五千年的性压抑,多么辛苦,多么不易,可能只有喜宴是最好的释放了。宾客们可以起哄、灌酒、揩油,新人则被要求表演意味丰富的小游戏,在喜庆气氛的掩护下,谁也不用承担道德败坏的责任,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应当。然而,不用精神分析都能看得出来,这些行为的目的绝不在于营造喜庆,而是使性在这样的场合中,成为可以被谈论的东西,可以被娱乐的东西,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分享的东西。这种分享又不是把性当作正常、必要、健康、美好的东西来分享,而是把某种平时因龌龊而避讳的东西在这一特殊场合揭露出来,供大家宣泄和戏谑。(正如我们传统中对性的避讳也不是由于尊重个体的隐私,不是把性的私密作为道德的合法地位,而是恰恰是由于性在道德上的卑下地位。)在喜宴上,泛滥着人们的压抑的libido,欺负伴娘的传统无非是小规模的性欲放纵,而闹洞房的压轴大戏则充斥着欲望的变态演出,客人们不知羞耻地张扬着自己的窥私癖,而新人则自愿不自愿地充当暴露狂,一场当众的情趣游戏,而谁也看不到自己的丑陋——禁止即引诱,越禁止越引诱,得到才越刺激越满足,过度压抑的欲望在难得的婚礼机会上、借助扭曲的游戏形式宣泄出来,就像经过高压水枪的小孔喷射而出,或许这种刺激竟也不比今天的开放来得逊色?难怪人们千百年来乐此不疲。

  接着上面的论点:性只有在传宗接代的意义上才获得它的合法性甚至高尚性。来看看父亲这个形象。

  可以说,在电影前面大半,父亲不过是一个传统的老人。抱孙子的愿望竟可以使他从鬼门关上挣扎回来,开头的这一笔似乎暗示出传宗接代在他心中非同寻常的分量。但总的来说,他与各个影视文学作品中的老人没有太多不同,因而,他的传统思想,他的业余爱好(书法),他在妻儿面前的绝对权威,他的虚荣爱面子,他抱孙子的强烈渴望——他身上的一切特质都是我们有些不喜欢但又绝对可以理解接受的,就像我们身边的老人;以至于我们真的相信,以这个老头顽固的思想、急躁的脾气和脆弱的身体,儿子若坦白自己的性取向,无异于间接弑父——足够他一气归西。

  电影中多次出现父亲半躺在椅子上小憩的情景:老朽的躯体,僵硬的表情,似乎随时会断掉的呼吸,让人厌恶;然而就是这个腐朽陈旧的思想同肉体,却又时时营造着压抑的气场,让人恐惧。有一场戏儿子看到睡着的父亲,忍不住去探了探他的鼻息,这一刻,他或许真的希望父亲死去,这是他潜意识中的弑父的邪念,是他对沉闷的传统的反叛。父亲睡觉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,那是一个让人尊敬而又反感,让人想摆脱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,一套已经老化、腐朽而又顽强发挥着压抑和震慑作用的观念,那是深入我们血脉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。

  于是我们真的相信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物,就是这样一个象征,我们也许会责怪他固守着传统观念而不顾儿子个人的幸福,但是我们又可以理解和包容他,这样下去故事就成了老套的伦理片——两代人双方都没有错,却都过得如此辛苦。

  然而,情节出现了突转:原来父亲懂得英语,原来他早已得知儿子安排的整个骗局,可是只要不影响他传宗接代的大业,他竟可以因势利导、将错就错,默许这场戏演下去。或许有人认为父亲与Simon的谈话是父亲对同性恋的理解,是矛盾委婉的解决,因此有些感动了;但在我看来,一贯可爱的郎雄爷爷却从未像这一刻如此让人恶心!父亲通过英文勘破了儿子的秘密,但是最终用中文道破了本心:“要是不让他们骗我,我怎么能抱得上孙子呢。”只要能抱上孙子,他不管事情真假,他舍得牺牲儿子的幸福,他也不考虑儿媳妇的处境,他甚至比普通的传统老人做的更绝——艰难地(我想应该是艰难的),默默地吞下儿子同性恋的事实,然后自己痛苦、也看着儿子痛苦地把戏演完。只要他能抱上孙子,一切都值得。在一个更崇高的目标(传宗接代)的感召下,个人幸福是无关紧要的;与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(孝,无后即不孝)相比,骗婚行为的不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;在高尚的、抽象意义的“性”的统筹下,具体的、甚至与传统价值背离的“性”(同性恋)都是无伤大雅的。他不介意儿子与一个不爱的女人结婚,然后又包容儿子与同性享受真爱;而这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娶妻生子,然后在外寻欢有什么不同?戳穿了所谓的温情,其背后只是可怕的动物性——儿子不过是生育的工具,儿媳或许连工具都算不上,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。这样的父亲让我凉到心底,如果他还表现得温柔敦厚的话,那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熏陶出的一贯气质,以及他还有颗感到些歉疚和包容的良心。

  更可悲的是,我又不能说这样的父母是完全不爱儿子的。在婚礼之前,他们与儿子拥抱嬉戏,咬他的胳膊,叫他“小胖”,那一刻时光倒退,真的是天伦之乐,舐犊情深,我毫不怀疑这样纯真自然的亲情——这原本应该是我们的伦理学的起点和追求的幸福目标,然而它却演变成了对人的压抑和毁灭——回到传统立场,传宗接代的大业绝没有让步的余地。其实父亲也年轻过,也逃过婚,不过小小的反抗很快就被强大的传统招安,或许只要结婚对象不是那么难以接受,父亲是乐于承担延续香火的使命的。对于这一文化传统,他认同了,承担了,并且规范内化为道德,他律变成自律,他又成为了传统的卫护者,去继续压迫下一代人。我想,父亲不是死板的,他有感情、有爱,也会感到其中的矛盾和问题,但是他还是站在传统一边,不由自主地。他不知道为什么,不知道该做什么,也不知道能改变什么——永远不能越界而出。

  就这样,围绕着传宗接代的伟大蓝图,所有人都在演戏,还是戏中戏。先是儿子等人合伙骗父母。当父亲发现骗局而又装作不知,他就在更高的层次上骗着所有人。但父亲也不是全知的,母亲后来也知道了儿子的取向,父亲未必知道母亲这一发现,于是母亲和儿子合伙对父亲构成了欺骗。父亲不知道儿媳要堕胎,母亲知道却无力阻止,这就是儿子和媳妇对父母的又一重欺骗。最后矛盾解决时,儿子说:“我终于告诉他一件真事了。”岂不知父亲知道了多少真事,又告诉儿子多少?我不否认生活中有时需要欺骗,但是如此登峰造极,恐怕真是印证了鲁迅先生的断语——“瞒和骗”,不仅适用于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性,在评价《喜宴》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一方面同样准确。个体间的情感需要重重的隐瞒和欺骗来维系,而每个人在行骗和受骗的虚假中竟获得了真实的情感体验,在一个谎言的系统里,元素间却构成了和谐平衡的共在。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某种悲哀,但也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精妙所在:如果我因相信而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,我可以通过善意的欺骗传达了我想给予别人的体验,那么真实本身的重要性又有几分呢?而且经过多个主体间一层层一环环的瞒和骗,真实早已无处可寻。

  (以上不是反语,是我真的难以判断,瞒和骗的技巧、构造的关系、达到的效果,其复杂性都超出了我的智商所及,或许到真是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。)

  最后,我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,即故事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,以及这是否是中国处世哲学的高明之处。

  在我看来,矛盾的解决是儿媳妇威威个人的、偶然的选择——电影给出这样的转折就像哲学上“危险的一跃(leap)”,就像乔伊斯的顿悟,就像禅宗的棒喝。或许出于母性焕发,或许根本没什么理由,威威与伟同离婚,但留下孩子并独自抚养长大。这个转折完全不能从之前的情节推断出来,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必然性,威威的选择与伟同、伟同父母没有任何利益的或情感的关系,她选择堕胎倒是合乎逻辑的——骗局撑不下去了,那么结束,分手,也没有必要留下孩子。而她的选择只为她自己,她要孩子,但不是作为高家的生育工具。就在事情按照逻辑推演无法解决的时候,导演抛出一个偶然性来解决,显然,威威的选择根本不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,那也不是她的处世哲学。父亲最后那句“高家会感谢你的”是我观影的最后一个冷战,与威威相比,这话是多么庸俗和低下。这是哪家哲学的高明?这是哪种文化的胜利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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